记倪柝声夫妇末后二三事
在中国创立小群教会的多产作家倪柝声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死于劳改营中。他的死一向笼罩着神秘色彩。然而，倪柝声夫人姊姊的孙女发表了一篇长文，揭露倪柝声夫妇晚年受苦的情形。我们在此刊载全文，希望借着提醒我们，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许多基督徒经历的浩劫，激励我们儆醒，谨守，祷告！“仰望我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来一二：2）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七：14）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神为大陆弟兄姊妹预备的一炉炼金的火。我的姨婆倪师母（张品蕙姊妹）年轻时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她一直是倪弟兄的贤内助，公公（倪弟兄）入狱后，她曾一度入狱受审，出来后仍一直受监视。在文革中，她因信仰的缘故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受到许多非人的折磨。婆婆身体很不好，有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但她自始至终一直仰望主，“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一九六六年夏的一天，她被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连续审拷整夜。我们在外面只听得阔皮带一声声的抽打，并夹杂漫骂恐吓声，一声声像是抽打在我们心上，但却没有听见婆婆一声言语。过了许久，婆婆被押出来，眼睛被打得像大馒头，身上也多处伤痕。那期间她的眼镜被打碎几副，连最起码的人格都得不到尊重。多次她被揪斗，游街。有一次，她同另两位老姊妹一起被迫高举双手，手上套着鞋子，头上戴着纸做的尖顶帽子，项上挂着牌子被责骂，凌辱，勒令她们这样站着达数小时之久，目的是要她们放弃信仰不再信耶稣。但几个钟头下来，她们三位都一声不吭。红卫兵最后忍不住分别一一喝问她们：“你们到底还信不信你们的耶稣？”她们个个都坚定地说：“信！”红卫兵气极了，拾起地上的皮鞋，一个个扔到她们身上，头上，说：“带着你们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吧！”感谢神，在所有的逼迫中，神与她们同在，祂的能力也坚固她们。后来当她们谈到这次遭受的逼迫，都觉很喜乐，因为她们算是配为主的名受辱。
红卫兵把所有的圣经，诗歌都抄家抄走了，但婆婆还是千方百计地藏下几本。有一次，外面小孩爬墙，发现屋檐下有两本圣经，婆婆又被定罪一次。我信主之后，有一次偶然在大树后面发现一本圣经，真是欣喜万分，那也是婆婆藏的。在那些没有圣经的年代里，这一本小小的神的话于我实在太珍贵了。
每天早晚两次，婆婆被勒令要打扫弄堂，当时她虽在狱外，真是比在内的犯人还要惨遭凌辱和迫害。任何过路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随意过去打她，唾她，因为她是众人所唾弃的“反革命份子”。有一次在斗争她的大会结束之后，婆婆对我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林前四：9），经上早就命定了。”在所有的逼迫中，她总是在批斗她的台上一直不停地默默祷告，始终是靠主站住，没有羞辱主的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有见过她的人都喊她“白头发”，人人都知道，那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是为了她和她丈夫的信仰受监督，劳动和非人待遇的，为了主耶稣的名，成了一个众目共睹的美好见证。
一九七零年当我被送去农村插队落户时（当时所有初中毕业生都被送到农村当农民），婆婆每天都为我祷告。一九七一年春，我临别上海前，婆婆流着泪对我说：“耶稣是我们最宝贵的主，你无论如何总要牢牢跟随主。”我在农村蒙了主很奇妙的带领和极大的恩典，我想这一定是与婆婆的代祷分不开的。
公公（倪弟兄）于一九五二年被捕之前，有机会为教会事宜去香港，当时有许多人都劝公公不要再回大陆，但是他受神的呼召，要“回大陆去，与弟兄姊妹一同受苦”。他很清楚神为他定的道路——“我的结局，不是被提，就是殉道。”他回来后不久，即被逮捕，并关入上海提篮桥监狱。一九六七年，十五年刑期满了，政府要他公开声明放弃信仰，因为他们对外已经公开造谣说：“倪柝声放弃信仰了！”但这个考验对他又算得了什么？主对于他实在是太宝贵了！为了对主忠诚，他再一次放弃所谓的“人间自由”，在狱中十五年之后，甘心继续为主作囚徒。这一次公开表态引来了更大的逼迫，公公与两位流氓刑事犯被关在一起，小流氓的任务就是逼他放弃信仰，他们越狠地虐待他，自己就越立功。曾听狱中难友说，公公的一件棉背心也被他们打烂了，可想而知，为了不放弃信仰的表态，他吃了许多苦。当他们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他的刑期又满了，公公就被秘密押送去上海郊区的青浦县青东劳改农场。此期间，婆婆还被批准去探望过他。
婆婆去世后，我们不敢马上报告公公，因为知道他的心脏很衰弱，恐怕一下难以承受如此地打击。过了一个多月，才断断续续写信告诉他。但是自从婆婆病危直至离世期间，他似乎已有预感，不断来信询问婆婆的身体情况。他信中十分迫切地想早点出来与婆婆团聚，好在病中服事她。当大姨婆（倪师母的大姊）与孙女一起于一九七二年初去安徽看公公时，知道的心脏极其衰弱，婆婆的去世是一桩使他万分痛心的事，因婆婆是他唯一保持联系的亲人。事后听同房的难友说，公公一直有一个心愿，想早一点结束他的刑期出来与婆婆团聚。他知婆婆的身体非常差，他曾说过：“我的刑期，像是与我妻子的生命在比赛跑，如果我能在她还在世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服侍她，她为我受了许多苦。”
公公入狱前，为教会的事奉一直奔走于全国各地，入狱后一下又是二十年，他们两夫妇在一起的日子实在屈指可数。当公公被捕时，他们捏造了许多骇人听闻，莫须有的罪名，来诬陷他，当时蒙蔽了许多弟兄姊妹。但婆婆对他最了解，婆婆说：“他们说他的这些事，都是根本没有的。”公公为主的缘故，承受了许多非人所能受的冤屈。公公关在提篮桥监狱时，婆婆可以每月一次带去少量的食物及日用品，转去青东农场后，婆婆也去看过他一次，以后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为婆婆的离世，公公非常难过。听同牢的人说，他曾悲痛多日。四月二十二日从他大姨婆的信中，知道他“维持自己的喜乐”。这些年来，一个又一个重重压迫，并没有使他气馁，因为他所仰望的，乃是这位叫我永不失望的神。
一九七二年六月，我们接到农场的通知，说公公已去世。我和大婆赶去农场，但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已将他火化，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他的难友告诉我们，当时他的心脏病发作非常厉害，他们在他垂危时，将他放在一台拖拉机上拖去四十里外的农场医院。这四十里坎坷不平的山路，拖拉机载着颠簸，就是身体好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是一个最忌震动的心脏病垂危病人？在途中公公就被主接去了。临离去前，他留下一张纸在枕头下面，那是用非常颤抖的手写下的几行大字，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经历，来证明这个他至死持守的真理——“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因信基督而死。倪柝声”
当农场干部将这张纸给我们看时，我祷告主让我快速将它背下来记在心里。劳改农场干部还说，他写了许多笔记本的“反动日记”，那是他在狱中于真理的新的亮光，但这些珍贵的手稿都无法从狱中拿出来，除非神特别保存它。
公公在狱中有一难友将他的一些情况告诉我，公公在世时一直为此人祷告，当公公去世后不久，他得归主了。
公公去了，他至死忠心地带着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虽然神没有成就他最后的心愿，能活着出来与妻子团聚，但主却预备了更好的——他们团聚在主前。“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来一一：13）“所以神被称为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来一一：16）
他们去了，如同许多的殉道者一样，是神为祂自己的名呼召出来的一班得胜者，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如今他们安息了，但是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果子，一直在那里蒙神悦纳，在那里起着不息的功效，他们的脚踪也激励我们更忠心向着主。
倪柝声夫妇为主牺牲，他们的死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洪流中如一缕轻烟般地无声无息，他们的见证却永远存在，发人深省。当年逼迫他们的信条今日已信用扫地，许多国内外（特别是家庭教会）的信徒却仍遵行倪柝声的教导。一如本文作者所作的结语：“他们的脚踪也激励我们更忠心向着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