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页刊

韩国的暖流

周志豪

 

  韩国教会多半在十一月的最后两个礼拜天举行感恩主日,这是受了美国感恩节的影响,但能将西方节日转化成秋收感恩主日则是一个不错的本土化做法。

  我们教会(一间有一万人的韩国浸信会)在感恩主日之前的一周会举办一连三天的培灵会。值得注意的是培灵会第一堂举行的时间──若你对韩国教会文化稍有听闻就不会觉得太意外──是早上五时。由四时四十分开始唱诗,会众却照常坐满大堂一楼五六百人的席位。踊跃程度,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教会同类时间聚会是不太可能的,在全世界也大概很难找到,唯一能媲美的只有中国大陆教会聚会的热情。个中因由值得玩味。

  二十一世纪的城市教会能在早上五时举行培灵会,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牧会技巧,二是文化因素。

牧会技巧

  牧养教会的人都希望信徒多祷告,其实教会的两个温度计就是祷告和布道的热诚。华人信徒不参加祷告会好像是司空见惯的了,其实韩国教会也在努力克服祷告会人数下降的问题。因此,一直以来很多韩国教会在复活节前的四十天举行“参加晨更祈祷会”特别行动,到复活节时就将聚会热情推到高潮。

  几年前,我有机会深入访问一间位于洛杉矶的韩人教会。这间教会的祷告会从一九八九年的二十几人开始,到一九九七年已经有三百五十个成年人,四十个青年,四十五个青少年和一百二十个儿童。那间教会也定期举行复活节前的四十天“参加晨更祷告运动”。只不过这间教会也作了一点本土化的调整,早祷会稍微延后,在清晨五时半开始。

文化因素

  二三十年来,很多华人教牧或信徒来韩观摩,但不多人能够把成果带返自己教会。我对此特别好奇,也细心注意,初步发现下面五个特点被疏忽了。

一.教会与需要的结合

  我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带领了一次晨更礼拜讲道,教堂外面黎明的曙光还未升起,看着礼堂一楼五六百人座无虚席的盛况,的确感动。这与之前七月那次晨更礼拜,三四百人聚集时有明显的差别。起初,我以为是四十日的秋季特别行动使然。但一位副牧师告诉我,这四十日的尾期有大专联考,考生家长多半趁这四十日多付点代价出席晨祷,因此人数会多。正是这个:一个很简单却极重要的牧会安排,因应信徒的需要,甚至是每年定期要面对的联考重担。其实,整体韩国教会的好动与热烈,归根究柢不无这样的因素。

二.地理因素

  朝鲜半岛三面环海,又与东北亚三大强国为邻,被天然环境所逼,自古就形成自我膨胀的捍卫心理,若不猛干拼搏,或虚张声势,则难以生存。所以,教会周报的数据总是比实际数字稍微多一点。建筑设施,家俬摆设以至穿着打扮,总比实际经济状况高一些。一些人的学位水平,总比学问内涵多一点。因此,祷告声音大,祷告动作大,祷告时间长,也成了很自然的事。

三.语言因素

  南韩四千六百八十多万人与分割了五十年的北韩都使用一种语言。这是世界罕见的情况。而且,韩国话有清晰的尊卑称呼的用法。反观,普通话已不用尊称,我们不再以对皇上才用的词汇在礼拜公祷时陈说。因此,那一种独有的“祂”附带高高在上敬虔与敬畏之情,在我们如今的语言之中已不能体验。

  我们可以观摩韩国教会,视其狂热,但我们无法将“上帝”,“牧师”,“长老”甚至“上司”,“兄姊”,“丈夫”等韩语尊称和语法带回自己的教会。

  学者说先秦的文化是虔敬的,同样,韩国文化较我们保守,语言单一,思考也就比较整齐一致。因此,推动晨更祈祷就容易多了。基督教这样,天主教也这样。我家邻居天天早上参加五时弥撒,而市内祠庙也是晨曦时刻常见善男信女去虔诚膜拜。

四.历史因素

  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以后,回来重读中日战争的历史,才深刻体会中韩同被侵略却意义不同的重要关键。我国是被侵略,韩国却是被吞并,而且长达三十六年之久。可以想像的是,一个国家在近代史中曾经消失这么久,这之前也多次被列强欺压,今天在南北对峙半世纪的艰巨局势下,祷告与求生绝不是儿戏。葛培理布道团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巡回布道大会讲员之一的赵镛基牧师,在其宣讲祷告真义的讲道中,就以深水中快将淹死求救的例证,说明祷告的迫切精神。他的比喻有其民族个性与历史因缘的。

五.军人作风

  语言的特性使韩国人的世界观比华人多了一些方块与等次,单一语文又促成韩国文化的单一整齐特性,就连崇拜赞美诗也是全国统一的,而且干脆与圣经合并成合订本,全世界韩人教会一致使用。综合上述因素,再加上所有男士都接受约两年的军训,在其儒家文化土壤上培植了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难以相比的秩序与从命顺服特色。

  部门主管不下班,职员当然要紧守岗位。要买新车,车种大过上司,当然是不敬。开会虽然重要,但主任牧师的吩咐更重要。准时上班是应该的,但若你在上司之后抵达办公室,除非上级很开明,否则大概就要内疚。但看机构的职称,就知道命令体系现实,职员之上有主任,主任之上有系长,系长之上有课长,课长之上有次长,次长之上有部长,部长之上有局长,局长之上有本部长,本部长之上又因采取不同的方式而有不同的同级职称。工作的决策与权限也是一层又一层的。不但机构如此,教会的组织架构也相仿。

  在家长制甚或军队体制的文化中,顺服是最有效的适应方式。若有积压的郁闷,祷告就更加迫切了。金融风暴时,上面有人发起捐金运动,百姓就自然响应。几百年来,活在同生同死的危机国度里,自己的安危对比国家的危机就显得没有太大意义。何况,高官长辈们登台高呼,庶民百姓顺服遵从是理所当然的。不顺服的,就走上另一个极端:街头示威。

  我们说,世界上有两个民族最会在街头扔石头:巴勒斯坦人和韩国人,他们都有类似的某种压力积压在心底。其实,韩国人常讲一种民族的“恨”,却不是中文“恨”的意思,倒有宿命的悲愤之意。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文化,种种的制肘中,十多年前奥运会举办成功,今年世界杯也争得与日本一起举办,这一两年南韩艺人又在华人世界带起韩流,都不是偶然。对于教会,我们并不需要学他们的晨祷或通宵狂热,但能学当然更好。

  真正应作我们借镜的是他们对环境限制与天时不利的一种顽抗,一种猛冲精神。正像韩国足球队愈输愈强,敌方愈是来势凶猛,我方愈斗志百倍的蛮干精神,达到不能预测战果的境界。平心而论,早上五时开培灵会,怎么看都不正常,但就是这种冲劲带动着这个民族走过韩战后废墟重建的日子,也要走向更艰难的将来。

(获准转载自香港时代论坛第7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