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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劝得动自己吗?

 

  “克己”是儒家最重视的人生修养;《大学》中的三纲、八目凝聚成一个“诚”字,而这许多意识皆集中于修身;“自天子乃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一章)而修身首重“慎独”,再进而为“克己”。颜渊问仁,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克己”的四非。将人的视、听、言、行都捆绑起来,这样才能合乎“礼”;而这一切意识与行为都指向一个自标,便是要复“礼”(“礼”是指“周礼”)。孔子当时便指出,周之“礼乐”已经崩坏,故一生立志要复“礼”,而礼的崩坏,便是由人思维与行为的败坏所致,所以才要提倡修身和慎独以“克己”。而孔子的“克己”是温和的要以道德劝说,劝导人要自我探讨以慎独“修身”,使之“复礼”;但孔子的“克己”却一脚踢到铁板上,因“己”岂是容易克的?人可以很轻松的劝说别人,但劝自己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了。因人的最大仇敌正是自己。人可以轻松的攻讦他人或劝戒他人,但如反过来对付自己,便无能了。许多道德家对别人讲道理,布道家向他人传道,都能收放自如,妙语如珠,但一旦要劝自己,便立刻瞠目结舌,语为之塞了。

  “礼”已失落与崩坏,所以儒家才要动员三纲八目以努力校正思维意识,使之回复“礼”,但自古至今,却皆未见奏效。

  克己复礼为仁,所以要以“仁”的内涵来约束内心,克制人欲之冲动,使之符合“礼”的要求。以“四非”限制人外在的行为,这样会达到“礼”之要求吗?如然,中国早已成为礼义之邦,但实际呢?国人在世界各处旅行,处处都显示出“礼”之相反榜样,所以用温、良、恭、俭、让的方式劝导是行不通的。

  于是法家便上场了;荀子为法家的创始者,法家主张人性为恶,天性有常;“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意谓天体运行,有其常规,其规律早已客观存在,非人可以变更;故主张“制天命而用之”。

  至于荀子之“礼论”,则认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求之无度,便会发生争夺,而争则乱,乱则穷。所以要规范人欲,必以刑与法度,礼才不会崩坏。要严格规范人欲以“礼”,只靠道德劝说是无益的,必须施以严刑峻法,节制人欲才能奏效。故“礼”即“法”。但严刑峻法,能挽回人的“礼仪”吗?虽可行于一时,但却无法长久。儒家与法家都要将人性纳入礼仪规范,但最后也都无法避免“礼”的崩坏。

  对“克己”,佛家也下足了功夫,但佛家不仅是消极的“非己”,而是再进一步的“无己”。中国道家则主张清心寡欲,清静无为,作“克己”的功夫;其极端行为则采取了辟谷与绝食,以抑压肉身的欲求,当然也无效。而这种方式不正是中世纪修道院中修士们以绳索自鞭,以禁食寻求“克己”的方法相若吗?

  人无论以道德劝说的方式,或苦待肢体的方式,都无法达到“克己”的目的,故以上这些意识与行为便都失败了。

  人对这个老我的“己”,既无法以道德劝说,也难以鞭策奏功,原本已经绝望了,但使徒保罗却笃定地发表了他对“克己”名言:“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圣经哥林多前书9:27)他是如何攻克己身的呢?且听保罗的陈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圣经加拉太书2:20-21)

  原来保罗“克己”的铺陈,正说明人用尽一切方法,无论是软的,还是硬的,都克服不了这个“己”。因自己本来就是自己最大、最可怕的仇敌,因人的那个老我,早已完全归顺魔鬼撒但,所以哲学家和宗教家都奈何不了这个“己”(老我)。只有将这个“己”与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让它彻底灭绝了,再以主的宝血赎回“新我”,在人的身心中活过来,才可以“克己”。(殷颖)

金灯台活页刊第181期 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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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Agnes Leung(agnesleung.com